四川彭县(今四川彭州市),东南向距成都市区约35公里,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在岷山山系支脉龙门山的东麓,是平原地貌向西部山地地貌转换的过渡地带。这一带临山谷出口,河流众多,土壤肥沃,适宜人居,是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古蜀人的重要活动中心地区之一。在历年的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了一些商周时期古蜀文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典型遗存,由于其与著名的三星堆遗址近邻,在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对它们进行专门的分析,相信有益于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本文即拟做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下面先让我们来看看彭县境内出土的几处商周[1]遗存。
一、彭县境内的几处商周时期遗存
(一)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彭县竹瓦街位于成都平原北部青白江与濛阳河的冲积扇上,其南距青白江2公里,北距濛阳河4公里,且东与三星堆遗址相去不远(直线距离约10公里)。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竹瓦街相继发现了两座青铜器窖藏。
1.1959年发现的窖藏
1959年清理的窖藏,共出土了青铜器21件[2],其中兵器13件、容器8件。出土时均装在一个大陶缸内,陶缸为夹砂红褐陶,素面,大口小平底。兵器有戈、矛、钺、戟、斤。容器有尊、觯、罍。两件觯上有铭文,一为“覃父癸”,一为“牧正父己”,两器物为晚殷时期两个家族之器[3],同样铭文内容的青铜器曾分别在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竹园沟7号墓商代晚期的铜爵和陇县韦家庄1号墓商代晚期的铜尊、铜盉、铜卣上有发现。[4]徐中舒先生认为彭县二觯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战利品,或者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
关于这批铜器的年代,四川省博物馆王家佑先生认为其制作大概在殷末周初,但其下埋的时间要更晚一些。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对这批铜器进行了分别的研究,认为它们的时代早晚并不一致,戈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末期,矛、戟从形制和花纹分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它们大概是四川本地所铸。容器中的一件尊和两件觯是晚殷时期的器物,5件罍的形制、花纹比较接近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但因其具有十分独特的地方风格,可视为蜀地本土所铸,铸造时间在西周末期或东周初期。那么这些铜器的下埋时间也在西周末期或东周初期[5]。
2.1980年发现的窖藏
1980年清理的窖藏,共出土青铜器19件[6]。其中兵器15件,容器4件。兵器有戈、戟、钺,容器为罍。铜器出土时亦装在一个陶缸内,陶缸为夹砂灰褐陶,小平底,上半部饰有重菱形纹(雷纹)。清理时陶缸埋于一条长3-4米的灰沟中。窖藏地点距1959年发现的窖藏地点约25米。简报认为这批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都和1959年窖藏铜器相类似,其时间上限不早于商末周初,并推断两批铜器的下埋时间可能同时都在西周末期或春秋初期。
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注意到竹瓦街窖藏铜器与陕西南部汉中盆地城固县铜器群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对这批铜器也分别进行了时代界定,认为尊和觯的造型以及罍的铭文、花纹具有商末周初风格,罍的造型和某些罍上装饰的回旋转尾夔纹为西周早期的典型形制与花纹,有的长援直内戈时代可早到商代,而三角形援直内戈形制略晚,属西周早期,有的甚至可能晚到西周中期[7]。那么,这批窖藏铜器的年代当在西周前期。四川大学宋治民先生认为窖藏用陶缸更接近于三星堆遗址的陶器。
(二)青龙村遗址
1959年和1980年出土青铜器窖藏所在地为青龙村。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博物馆联合对青龙村遗址、距铜器出土地点约1000米处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的第5层和第4层属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堆积。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泥质陶甚少。陶器多素面,有纹陶片纹饰种类有重菱形纹、方格纹和绳纹等。器类以小平底罐、敛口罐、敛口瓮和尖底杯为常见组合,另有少量尖底罐、尖底盏和高领罐等。青龙村遗址第5层和第4层的文化面貌跟成都十二桥遗址[8]的第11层及第10层比较接近。
(三)龙泉村遗址
2000年和200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对龙泉村遗址先后进行了调查与发掘[9]。该遗址位于一故河道附近,呈狭长带状分布,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有新石器时代、商至西周和战国三个时期,但新石器和商至西周两段的遗物较少且碎,可惜发掘报告未予报道。报告中还提及清理出商至西周时期灰坑3个。
据研究,上述竹瓦街窖藏、青龙村遗址属于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相当于殷墟至春秋时期)中的第二期(十二桥文化之沙溪类型)[10]。
以本地特色为主的陶器、部分青铜工具、武器和中原商周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分量的青铜礼(容)器,共同构成了四川盆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因成都十二桥遗址而得名。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地遗址[11]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孙华先生曾以青羊宫文化命名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共同构成了蜀文化中心——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一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的发现与确立,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重要区域——西南考古研究的空白,是中国考古学界在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初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十二桥文化第二期陶器夹砂灰陶数量增多,已出现夹砂黑陶。陶器的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的种类单一的纹饰,以绳纹、弦纹、重菱形纹和方格纹常见,陶器组合单调,小平底罐已趋于消失,陶器主要以尖底盏、尖底杯、敛口罐、敛口瓮、高领罐和豆为组合。本期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十二桥文化分布范围的不同地域间遗存的差别表现十分突出。
令人感兴趣的是,十二桥文化第二期在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相反在盆地的西北和西南边缘地区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表现出十二桥文化对外扩展的态势。在盆地西北有彭县的窖藏铜器和青龙村遗址,在盆地西南有雅安的沙溪遗址[12]。竹瓦街窖藏铜器的形制与花纹虽比较接近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但因其为蜀地本土所铸,具有十分独特而显著的地方风格,铸造时间当晚于中原同类器物的年代,大致应在西周后期或春秋初期。宋治民先生和笔者先后对沙溪遗址的年代进行了专题分析[13],认为该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可为佐证。而十二桥遗址第二期与第一期间有直接的地层层位关系和可靠的器物类型学的演变序列,表明两期间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那么,分别以十二桥遗址两期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两期从年代关系上说,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后一期应在前一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因此,十二桥文化第二期的主体年代应在西周后期,下限可至春秋初期,这也应是彭县竹瓦街窖藏和青龙村遗址所处的时间段落。
二、对彭县商周时期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关系的认识
我们知道,要探讨考古遗存间的关系,不外乎要看时间、空间和文化内涵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透过这些因素,再分析它们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
宋治民教授认为“它(指彭县竹瓦街窖藏——笔者注)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从出土窖藏铜器的陶缸看更接近三星堆、月亮湾的陶器,这里应是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蜀文化遗址的一部分”[14],这一观点是客观的。确如上文所言,它们是彭县境内重要的古蜀文明遗址。那么,两地间(虽然相距不远,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权且称为两地)在时间上的差异又如何呢?
由于三星堆文化令人目不暇接的出土文物,以及传递出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往往得出了差异巨大的结论。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三星堆文化(不含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的主体时代大致处在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阶段[15]的判断为大多数学所认可,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四川盆地,延续时间长达五六百年,是我国古代一支十分重要的青铜文化。
笔者曾就彭县窖藏青铜器进行过专题研究[16],认为其中的有铭铜觯应为蜀人参加伐纣战争所获赏赐,而青铜尊、罍以及兵器和工具则应是蜀地本土所(仿)铸;它们是十二桥文化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十二桥文化的礼制特征;它们铸于西周早期,埋藏于西周后期,下限可达春秋初期,其出现、使用与埋藏,基本上对应着整个西周一代。上文所述青龙村遗址的文化面貌跟十二桥遗址第11层及第10层比较接近,属于十二桥遗址第二期[17]和十二桥文化第二期[18],时代为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19];龙泉村遗址的时代简报公布其在商至西周。由此不难看出,有较丰富考古出土材料的竹瓦街窖藏和青龙村遗址的时代要晚于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年代,它们的出现,正逢三星堆文明衰微之际,它们是十二桥文化在取代三星堆文化之后,作为新的古蜀文明发展阶段对礼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竹瓦街窖藏青铜器和羊子山土台、成都卜甲,共同构成了十二桥文化的礼制体系),是作为三星堆重器的对立物和替代物出现在成都平原这片广袤而富庶的地方的。此时的成都平原正发生着一场以杜宇族为主体的十二桥文明替代以鱼凫族为主要代表的三星堆文明,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有较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反映出第一次发生在历史时期四川盆地的两支民族的兴盛与衰弱,从这点来讲,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如果说彭县竹瓦街窖藏和青龙村等遗址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古蜀文化遗址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在原三星堆遗址最近辐射范围的一处重要的蜀文化传继者。
也正是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时代又如此紧密相连,彭县的商周遗存的出现,应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我想,这样来认识彭县的几处商周时期遗存,可能会更接近古蜀史的历史真实。
(初刊于《史前研究(2006)•中国博物馆学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7-611页。收录于李明斌 著《拼图与解码:成都平原古代文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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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主要对彭县境内商至西周时期的有关遗存进行分析。
[2]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3]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第6期。
[4]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第265-266页。
[5]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6页。
[6]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7]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彭州市太清乡龙泉村遗址战国时期文化遗存2003年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1页。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13]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109页;李明斌:《四川雅安沙溪遗址陶器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
[14]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15]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第153页。
[16]李明斌:《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考辨》,《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17]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18]同注[17],第320页。
[19]同注[17],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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